加中建交半世纪 推波助澜六十年 —访加拿大华侨史研究者陈超万

记者：胡宪 编辑：龚升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如石破惊天，给加中两国关系掀开崭新一页，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一笔浓墨重彩。

五十年后，笔者就此话题再访陈超万先生，请83岁的老华侨话说当年，我们晚辈以史为鉴。

第一次采访陈超万是在2007年7月，主题围绕1957年蒙城华裔青年创办的“东风社”及当地第一家华媒刊物《华侨论坛》，报道题为《赤子心犹在 白首话东风》。

此次相约在唐人街，四小时后，笔者深感，比起13年前，老人的头发更白了，但炙热的赤子之心却丝毫未改。

问到当年加中建交背景，陈老沉吟片刻，缓缓开言：“这得从头说起了……” 台山口音，一字一顿，唯老侨身上才可感知的沧桑厚重，令笔者肃然起敬。

从抡拳头到握笔杆

陈超万（Timothy Chiu Man Chan），1937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台山，16岁移居香港，17岁移民加拿大。

“我是1954年10月从香港乘美国轮船到旧金山，换乘火车经温哥华来满地可（蒙特利尔）的。刚到时看到的情景让我非常吃惊，老华侨们像奴隶一样地做工，没有社会地位可言，连当地小孩子也敢用歧视语言骂我们……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冷战’,总想着为什么中国人在加拿大这样被欺负？老侨们逆来顺受，年轻人却不肯忍气吞声。可我们的语言不行，只好用拳头捍卫尊严，我也打过群架的……”

50年代中期，满地可的华侨华人还不足两千，平均年龄60多岁，基本从事餐馆业和洗衣业，多数人不识字，思想状态还停留在清末民初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对洋人有一种天生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对刚诞生的新中国极尽丑化、歪曲，使海外华人很难了解家乡的真实情况，更感受不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巨变和民族自豪。

到了后期，满地可华人华侨已达五千左右，平均年龄下降为二十多岁。许多人和陈超万一样来自热火朝天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大陆，热血仍在沸腾。然而在这里，每天除了打12个小时的餐馆工或洗衣工，别无业余生活。精神世界的封闭、贫乏让年轻人感到窒息和失落。所以一有空，他们就聚在一起,交换从各个渠道得来的家乡消息和世界新闻，探讨自己的未来和侨民的出路。

1957年，这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注册成立了满地可第一个爱国爱乡侨团组织——东风社（EAST WIND CLUB）。“我们认识到让更多人分享我们的思想成果，开拓侨民视野，争取族裔平等，维护祖籍国荣誉，融入主流社会，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   两年后，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华侨论坛》，陈超万身兼数职，撰稿、翻译、编辑、刻蜡板、印刷、派报、贴邮票……

“我们的理念很新，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但是也有支持我们的老华侨被警察约谈，就此担惊受怕。这又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让当地民众和政府了解我们的诉求。我们希望加拿大和中国友好，愿意推动族裔间交往交流。于是我们要求东风社成员有意识地参加当地英法社区的活动，特别是选举，既可锻炼英语，又广交了朋友。”

两年从军，光荣退役

基于这个想法，1958年陈超万报名参军，在魁北克某空军基地摄影部门服役。

虽然在部队只有两年，但对陈超万是难得的机会，他的聪明才智也得以施展，经常受到称赞。比如将胶片贴在飞机的摄像盒子上，别人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他找到窍门一个小时就能做完；又比如他想出用冷水处理方法解决了长期存放胶卷造成氧化的老大难……“在中餐馆打工学不到语言，也学不到技术，想上学又没经济条件，在部队可以免费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华人当兵的很少，我们中队只有我一个华人。战友们有英语group（群）和法语group之分，时有矛盾，但大家对我都很好，休闲时都欢迎我加入他们，我也乐于趁机分享中国的故事和华社的新鲜事，让他们对中国产生兴趣，我的语言能力和对加国的认知也突飞猛进。”

陈超万的光荣退役证书就挂在家中墙上，既是他的骄傲，也是旅加华人积极报效第二故乡的证明。

推动加中建交

加中建交前后的那段历史，陈老先生记忆犹新，“50年代的总理是路易·圣劳伦（Louis Saint-Laurent），联邦自由党，魁北克人，他是愿意和中国建交的，可那时保守党反对，美国也反对。我们知道了自由党有这个想法，便把希望寄托在自由党身上，主动和自由党的年轻人交朋友。1957年，自由党下台，保守党约翰·迪芬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做了总理，他为了把加拿大的小麦卖给中国，不顾美国反对，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可当时两国没有建交，只能通过香港的一些公司来运作，比如华润贸易公司、五丰行、中艺公司、正南行。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中方的贸易代表团来加拿大满地可，我们东风社都参与接待，并用报纸和人脉做民意方面的工作。我们还通过这些香港公司买来中国的产品做抽奖活动，比如上海牌照相机、中式挂钟、贝壳艺术品等等，推介国货。”

1959年9月,“东风社”在满地可唐人街“冠华饭店”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这是东风社第一次组织大型活动，陈超万担任大会主席和现场翻译。

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是蒙特利尔著名和平战士、白求恩大夫亲密战友、儿科医生朗普里（Dr. Daniel Longpreis ）发表演讲。当时他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归来不到一周。在演讲中，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新中国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切入点，讲述了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和建设成就,呼吁加拿大派医学工作者到中国学习中医。他是首先提出中西医交流的加拿大医生，思想相当前卫。这篇演讲被刊登在当地主流报纸上，加拿大的医学杂志也发表了对他的采访。 1960年，陈超万协助朗普里医生在满地可Sheraton Hotel举办“加中友好图片展”，打开了一扇让加国民众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

1960年8月，由中国京剧院一团和中央歌舞团的精英、骨干99人组成的“百人艺术团”来加拿大巡演，这是新中国文化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加拿大，十分轰动，陈超万代表满地可侨胞向陈忠经团长献花，当地报纸“Montreal Star”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消息和照片。

1961年1月10日，东风社将《华侨论坛》更名为《东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造就了新一代中国人，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有了转变，东风强劲，我们对自己的事业更有信心。现在看来，更名是符合当时世界潮流的，特鲁多总理也是在那个阶段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1963年自由党重新执政，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与自由党的联系，积极推动两国建交。

“1964年，林达光教授（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祖籍广东，满地可出生）从中国回来，在温哥华机场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加中建交的必要性。加拿大各大电视台、无线电台和报纸都以头条报道。我和林教授的关系一直很好,1971年1月，中国派先头部队从法国飞来满地可，再乘火车去渥太华筹建大使馆，临时代办徐中夫一行在满地可停留期间就是我们一起接待的。”

加中建交影响深远

1970年10月加拿大和中国正式建交，东风报发表《号外》以示庆贺。“遗憾的是当时还处在冷战时期，社区的政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没有组织庆祝活动。不过很明显，年轻人都非常高兴，感觉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增加了活力。唐人街深夜常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放工后在中餐馆吃宵夜作为庆祝。我们东风社也制定了新目标：加强和主流社会沟通，做好侨社代言人。”

陈先生说，相较于华人社区，魁北克人的反响似乎更加热烈，不管是媒体还是民间，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民虽不富裕但勤劳友善。“一个当地人亲口对我说：‘中国很棒！我参加过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很厉害！现在两国建交了，我很高兴！’”陈老用英语复述。

陈先生认为加中建交的最大影响力在于改变了整个世界。“为什么呢？”他自问自答：“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加拿大和中国建交的基础是双方坚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给西方世界起到了示范作用。不到半年，全世界很多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票,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加拿大也因其独立果断的外交行动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威望。”

东风报于1973年底停刊，历时十四年零七个月。“一方面是大家都成了家，担子重了，又要打工，又要照顾孩子，下了夜班再去办报，实在顾不过来；另一方面是觉得两国终于建交了，侨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都有了改善，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

书写华人历史

从17岁踏上加拿大这片土地，66年来，胸怀家国，心系社区，热衷社会活动，已成为陈超万的习惯和信仰，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陈超万曾参加过许多社团组织，并曾在重要岗位担任职务。在他所有的社会活动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加拿大社会对华人的了解和共情，尤其令人感动。

他说：“加拿大有很多种族，但哪几个民族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呢？由于史学家带着有色眼镜，加上语言和宗教都不一样，在加国历史上，中国人的贡献很少被提到，更不用说全面记述了。另一方面，华人长期底气不足，骨气不够，百年来对此听之任之。比如一战时，曾有8万中国劳工乘加拿大太平洋船务公司轮船从山东威海出发，经加拿大，奔赴法国西线战场这一段历史，最近几年才被翻出。早年我曾听老侨说过，但始终找不到资料。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又有多少加拿大人会知道呢？”

正是基于这一忧虑，退休后的陈超万赋予自己一个无人资助，也无人监督的使命——书写加拿大华侨史。他以“抢救式心态”走访了一位又一位耄耋老人，不惜代价地收藏历史文物，积累了大批文字、实物和图片；与此同时，他以“舍我其谁”的勇气致力于加国华侨史的编撰和宣传。

1998年，加拿大亚洲太平洋基金会为了促进加拿大和中国在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强化多元文化的力量，从小学到大学增设了加拿大华人历史课项目，他们写信给满地可华总会寻求帮助，陈超万当时在华总会负责财务，会长念完信后，他深感责任重大，不可推脱，于是自告奋勇。经过认真准备，四个月后他给渥太华Samuel Girniel English College的学生讲了第一堂课。

从此，陈超万先生在研究加国华人史领域名声渐响，特别是有关魁北克和满地可的，只要有这方面需求，几乎都会落到陈超万头上。他已经记不清曾讲过多少节课，接待过多少个学生，出席过多少座谈会，参加过多少纪录片的拍摄  ……

2003年蒙特利尔麦科德（McCord）博物舘计划举办华人图片展,走访了几个华人家庭征询意见和图片,终因反应冷淡而搁浅。两年后，博物馆教授慕名来找陈超万“碰运气”。还没展开动员，陈先生立刻表示支持。他找出所有旧照片供他们挑选,“最后他们带走了四本相片……”

2007年9月1日，《回忆——华人之秋》华人历史照片展在McCord博物馆开幕。10月17日，博物馆举行招待酒会，中国驻加拿大公使衔参赞黄惠康从渥太华赶来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回顾了中加友好交往的历史，赞扬了旅加华人在加拿大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和加籍华人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还代表中国大使馆向博物馆赠送了介绍中国文化、历史和发展的影视作品DVD及精美画册。麦科德博物馆馆长Victoria Dickenson向黄公参表示了感谢，气氛非常友好”，陈超万先生回忆：“这个展览到2008年4月结束，参观者来自全球，许多人留言说原来根本不知道加国华人还有这样的历史,叫人感动。展览结束后,我将图片捐赠给博物舘。博物舘对图片做了恒温处理保存,并复制了一套给我，复制品十分精美，我也感到很自豪。”

2013年，陈超万随蒙特利尔市长访华，专程去了趟广州，把东风报从创刊号到最后一期,全部赠送给广东华侨博物舘。“那时候广东华侨博物舘才开舘三年,藏品不多。翌年王明惠舘长来满地可访问,我请他参观我的藏品,并让他随意挑,他带走了一皮箱……以后每次博物舘开学术会议,我都会再带些华侨文物回去。2015年是BC省和广东省结为姊妹省2O周年，为筹备庆祝活动,BC省大英博物馆馆长亲自去广东省华侨博物舘挑选有代表性的加拿大藏品，他选了八件,其中四件是我捐赠的。”

到目前为止，陈超万累计捐赠了四百多件文物，代表着不同年代旅加华人的足迹，为历史存下珍贵的记忆。

2013年，陈超万自创“唐人街步行旅游”，义务为预约的听众和无预约的游人讲述满地可唐人街历史。那里的每一栋建筑，每一个牌坊，每一个侨团馆所都在陈先生心中，他讲起来头头是道，细微生动，笔者曾亲眼见过。这个项目陈老做了四年，直到“80岁人了，精力不足，走不动了。”

一位老华侨的心愿

六十多年，陈超万见证了加中关系的历史，有过悲伤，有过喜悦，而眼下，他的心情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他说：“当前世界局势非常复杂，加中关系陷入困局。我认为海外华人应该一如既往地促进加拿大与中国友好，一如既往地维护中国的团结和统一，帮助中国和平崛起。如果中国能稳定发展下去，将是全球的幸福。加拿大人是欢迎全世界和平相处的，老特鲁多总理当年顶着压力与中国建交，就是基于这个理念。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历史，也就体会不出中国的强弱对和谐世界的重大意义，也就认识不到中国强大和维护加中友好对我们旅加华人有多么重要！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多做工作。”

现在陈老先生每天在家埋头著书。“一部以文字为主，一部以图片为主，都是关于加拿大华侨史的。如期出版这两本书，让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更加真实和丰富，是我当前最大的心愿。”

结语陈超万先生的两个外孙都是中加混血儿，老大读大学预科，成绩优秀，已选修汉语；老二正上高中，“去年家庭聚会，他忽然对我说：阿公，假如我是你，一定写本自传。我莫名其妙。然后他说在谷歌和油管都看到过关于我的故事纪录片，至少七次，很为我骄傲。我这才想起那是早年温哥华大学历史系拍摄的,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事,总以为他还小，又以为他对自己的中国血统很无所谓。原来，他一直关注着我这个跟他长得不一样的外公呀！”说到这儿，83岁的陈老开心地笑了。

是啊！多少侨三代、侨四代已经说不清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加国人了，中国和加拿大怎能轻易分得开！祝中加关系世代友好！